其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提供平等的机会和保护抽象的平等人格，将个人推向竞争的市场，确认竞争的结果，无视一些人缺乏享有和行使自由的条件。
譬如，作为原旨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斯卡利亚大法官（J.Scalia）就始终强调宪法文本在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中的基础性作用。[1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导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98页。
[17]同上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书，第99页。但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的宪法解释实践中，原旨主义优先于文本主义得以运用并非不曾存在任何实例。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之时就已经含有婚姻条款。它隐含着对释宪机关和释宪权的适度警惕，在中国宪法语境下可以消解反多数难题，而且不存在自我解构困境和历史包袱问题。《美国宪法》第5条和我国《宪法》第64条第1款均就修宪进行了专门规定。
注释: [1]同为普通法系的英国不存在成文宪法典，因此也就谈不上宪法解释方法。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较高，代表性较强。他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社会是个自动调节的系统，其中通过行为结果的功能性互相关联，行为得以协调。
[14] 三、几点评价 哈贝马斯继承了西方社会理论的批判传统，对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缜密分析和深刻反思，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法治得以长期存续与发展的原因，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指出了现代法治的内在冲突，并提出了救治解决冲突的路径。[5]见前注[1]所引书，pp．24～31。pp．79～81． [18]见前注[11]所引书，P．80． [19]W．Outhwaite，Habermas：A Critical Introdu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7。其二，哈贝马斯在分析福利法范式的价值取向时，认为其目标仅仅是保障个人自由与私域自治。
第二次浪潮是以德国19世纪法治国为代表的宪政国家阶段。[13]这样的法律，一定会包含人们的基本权利，成为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
哈贝马斯运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首先对神话世界观与现代世界观进行了比较，[2]随后对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特性的论述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韦伯过分强调目的合理性行为和形式主义合法性概念的局限，并结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冲突进行了系统阐释。也许哈贝马斯夸大了现代社会及其法治的危机，人们不会同意他的分析。另一种是有组织的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福利法。还应指出，在哈贝马斯的整合方案中，法律占据重要位置。
福利法范式的价值偏重公平与群合，是对功利主义效率与消极个人自由所生弊端的一种补救与矫正。因为这种规则中包含所有相关者的价值判断，因而可避免形式法工具合理性的专断。参见前注[2]所引书，p．82。见前注[2]所引书，p．85。
他批判了胡塞尔、舒茨（Schutz）、帕森斯和米德（Mead）等人关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的、文化主义的、制度主义的以及符号互动论的研究方法和主张的片面性，从沟通行为理论出发构建一个多重的生活世界概念，把生活世界作为沟通行为的特定背景，其中包括规范、主观经验、社会实践、个人技术以及文化信念，还包括体制的命令和人格结构。该共识则表达了‘合理意志（rational will）。
倘在此等条件下，通过争论即基于对预设供选择的正当理由之证明·就认受某项规范之建议达成共识。这也是韦伯所困惑的一个难题。
[6]参见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页38—83。[7）见前注[1]所引书，p．49． [8]见前注[1]所引书，PP．50___91． [9]哈氏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概念是他的沟通行为概念的要素之一。虽然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由放任的弊端。与此相应，哈贝马斯认为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法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合法性源于自身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形式法。这意味着，哈贝马斯不仅主张实行法治，而且主张实行一种直接民主基础之上的法治。但他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存有不足之处。
第二，如果把哈贝马斯的形式法范式看作形式法治，把福利法范式看作具有实质法治导向的法治，那么，他的程序主义法范式则是对前两者的整合与超越。见前注[1]所引书，pp．107—108．系统论述可参见他的前注[2]所引书，Vo1．1，2。
在他看来，这种程序主义的法，是一种直接民主的产物，这样的法律，一定会包含着人们的信念，成为一种意义载体。它主要是指，所有利害相关的人们，借助人们语言交流的有效性和达成特定规范共识的可能性，通过平等、自由条件下的理性协商与话语论证，通过意志协调达成规则共识，从而形成作为法律的规则。
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法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像其他理论一样，哈贝马斯关于法的现代性理论也存有某些局限。
第三次浪潮是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出现的遍及西欧与北美的民主宪政国家阶段。[14]即平等的个人自由权、成员地位权、起诉与法律保护权、政治自治权。见前注[1]所引书，Vo1．2，1987，pp．113—152．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哈氏有详细论述，其中一段写道：消费主义与占有性个人主义、表演型与竞争性动机获得了型塑行为的魔力。为避免这类诘难，哈贝马斯引入了基本权利作为控制要素，但在沟通程序被主体化的条件下，又如何能够确保这些基本权利一定会被人们认受呢？ 最后，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及其法律的分析几乎完全基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
[16]因此，法律的合法性问题至关重要，只有在沟通程序中经过话语论证达成的共识规则，才能成为具有实质合法性的法律。[7]因此，经济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以及社会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仍然存在。
原文刊载于《中外法学》2002年第6期。在摆脱任何实体价值的状况下，通过程序主义的话语沟通产生规则，是否一定能够确保避免恶法之治，仍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
还应指出，在西方社会从民主形式法治向民主实质法治的转变中，福利法只是体现实质法治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实质法治还包括以检测与衡量法律本身正当性的政治自由与权利等一些基本价值。在这种沟通形式中，非正式和非制度化的意见与意志形成能够得以发展，并与政治系统内制度化的慎思与决策维持互动。
因为在这种沟通形式中，利害相关的人们选择何种规则，该规则体现何种价值，都是不确定的，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协商，唯一确定的是规则形成的沟通程序，因而这种法被称作程序主义法范式。福利法将某些道德价值包容其中，是对形式法弊端的矫正。这里争论的不是多元论这一事实，而是以下断言：不可能通过论证把普遍化利益与特殊利益区别开来。经济危机一旦爆发，便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危及整个社会整合。
除最佳论证，均无权威。只有当与法律有关的人们能够感觉到他们自己既是守法者，又是法律的创制者，他们才称得上是自治的。
后者通过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确保每个人能够实际上享有自由和自治。虽然旨在关注现实利益，但却导致目的合理行为特别是策略行为[3]占据支配地位，致使人们竞逐外在功利，排斥了基于理解的沟通行为。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质上，他反对精英统治的官僚式立法，主张民众自我立法。
